（檳城6日訊）今年2月12日開始進行的馬來西亞國際貿易及工業部《國家工業4.0政策框架》草案（Draft of National Industry 4.0 Policy Framework Draft）網上公開諮詢活動將在本週五（9日）截止，馬來西亞第二國際貿易及工業部副部長拿督斯里黃家泉呼籲公眾積極提供意見。 黃家泉指出，有關上述草案的公開諮詢活動至今只有59人提供意見，反應不算熱烈。他認為，這主要是還有很多人對此課題不熱衷或不了解。
“當局將在本月內舉辦公開對話會，邀請與此課題相關的業者參與，並詳細解釋工業4.0的詳情，並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回饋。與會者將包括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包括工商業和商會代表、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學術界及公眾人士。” 他指出，當局也歡迎對此課題有興趣的民眾參與，而一系列的活動將擬定大馬未來工業4.0的方針。 黃家泉日前受到光明日報記者訪問時指出，有關方針包括政策框架的擬定、尋求有效的策略來推動相關政策，包括資金、獎勵、設施、法律管制、技術、人才培訓與科技研發等。 “我們也將討論、鑑定及探討馬來西亞的工商界在推動工業4.0道路上的隔閡與差距，及實施工業4.0的實際困難與障礙。所獲得的意見將用來擬定未來工業4.0的政策，以便提呈內閣做最後的批准。” 他指出，當局保持開放態度，歡迎各界踴躍提出意見，讓當局未來工業4.0政策能更廣泛地涵蓋各領域，讓此政策盡善盡美。 有意了解《國家工業4.0政策框架》草案並提供意見者，請在3月9日前登錄 http://grp.miti.gov.my/。
碩吉董事經理兼首席方案架構師林德瀚指出，上述草案顯示出聯邦政府將馬來西亞典型製造業生態推向智能製造生態體系的誠意，也承續2010年發布的《經濟轉型計劃：馬來西亞路線圖》，勾勒出宏圖願景。
林德瀚認為，有關草案只是開端，未來有許多層面仍有待制定，包括技術路線圖、各類的標準規格、商務模型變革、智能製造成熟度評鑑、智能製造生態試床及人力培訓等。
“馬來西亞能否抓緊第4波工業革命的契機，還需全民動員，改變思維。”
他說，有關文案的時限設定在10年，比其他國家（如中國30年、英國35年）少。他指出，雖然沒人能預測第4波工業革命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和變革，但有關文案應與馬來西亞TN50（2050年國家轉型計劃）相呼應。 他認為，當局應釐清未來究竟應由什麼單位去執行上述政策，同時馬來西亞聯邦政府組織架構重疊的情況將不利於工業4.0政策推動與落實。 他建議政府仿傚中國進行“兩化融合”，即將信息與工業深度融合。
馬來西亞明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主席拿督斯里丘光憲說，在邁向工業革命4.0的道路上，大馬應進一步減少對勞力密集類工作的依賴，培育技術專才才能提升國內的工業水平。
他說，勞力密集類工作並不是馬來西亞的優勢，因為其他國家的勞工更低廉。
他指出，零件拼裝、包裝業都屬於勞力密集業，這類員工一多會降低企業利潤。如果當局能減少依靠這類工作並培育技術專才，就能提高國民收入。
“舉個例子，蘋果公司在美國擁有1萬多名員工，但皆為技術層面者，負責研發新技術、產品，沒有一個是勞力員工。” 丘光憲說，技術層面員工收入一般比勞力密集類員工高，當收入增加時國民的消費能力也隨之提高，並帶動經濟市場。
新闻来源： 《光明日报》
（槟城24日讯）朝工业4.0发展，本地一家科技公司硕吉系统管理有限公司（Softegic），提出跨企业供需链协同优化智能平台《纵横环》概念，获得中国江苏高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青睐，双方在11月29日签署了合作协议，放眼未来为全球制造业的操作模式带来改变。 甫回到槟城的Softegic首席方案架构师林德瀚告诉光明日报，《纵横环》是一个能够整合企业资讯的智能平台，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让企业之间能直接获得资讯，更精准地掌握市场。 他说，Softegic创立于1999年，是槟城一家软件及系统管理公司。他在2012年已提出此概念，并命名为《全球供需平衡及优化系统》。 “当时我将这概念写成报告，再提交给隶属联邦政府的大马工业发展局（MIDA）、大马数字经济架构（MDEC）及槟州政府，但始终没有得到回覆，以致这概念也搁置一旁。”
林德瀚说，此概念主要是在国内的工业界中，打造一个智能资讯平台。通过整合各企业所提供的讯息，让众人可掌握市场上产品供需的流动，从而做出更精准的预测与判断。 他说，传统的工业供需链关系，是采用直线二层级模型。换言之，若全槟有10间企业，那么资讯只能在企业A与B之间流通，而余下8所企业并无法直接获得资讯。 “在这种情况下，各类讯息便会被中间人阻碍、扭曲、失真，从而影响业界无法精准地为市场供需品做出预测，并引发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 他说，2015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推出《中国制造2025》，当中有许多概念与纵横环不谋而合，令他重燃希望。 他说，但他再次带着《中国制造2025》与《纵横环》两份报告会见大马工业发展局、大马数字经济架构及槟州政府时，这3造的态度依旧冷淡，他在毫无选择下，唯有将希望转向中国。
他说，他通过在中国的人脉，成功在2016年接触了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乌镇智库、千人智库等机构，最后在今年11月前往南京与江苏高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纵横环的第一步，是联通中国各工业机构，在技术成熟后才会扩展至东南亚，其中也包括马来西亚。”
新闻来源： 《光明日报》
（吉隆坡6日讯）硕吉系统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上海敞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大马国家信息科技研发中心（MIMOS）签署了一份三方备忘录，以促进马中两国信息科技交流及商务往来。
硕吉系统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林德瀚指出，三方将一同规划及落实以下5个领域的十余项项目，其中包括下列5项：
他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解释，“大马-中国开放创新平台”是为未来催化马中高层次信息科技的互动平台。
“因为从过往马中的商务往来，局限在贸易、教育和建筑，不曾有过高层次的信息科技互动。这个平台具体项目计算有：CIO/CTO研习班、‘中国制造2025’研习班，联合信息科技研发，联合区域、全球信息科技大会等。”
林德瀚说，他于2009年至2011年曾担任大马国家项目供需链方案的顾问，其中包括首相署于2009年推出的“第二经济刺激配套”系列项目；此外，他自2000年就开始给中国市场提供服务，可说是非常了解马中两国的信息科技市场走势。
林德瀚指出，大马国家信息科技研发中心有许多优秀的发明成果，但这些成果都只用于政府部门间，并没有推出市场。
“例如，警方用以对付网络匿名犯罪的全球追踪系统等。”
他希望通过和中方的合作，可把大马科技成果推向神州大地。
林德瀚受聘加入上海敞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中国制造2025专案顾问专家团队”，该顾问团宗旨是依据中国工信部持续发布有关“中国制造2025”的多项细则，结合当下可行的信息科技与技术、涉及、研发、部署相关系统方案。
“该顾问团成员以中国人为主，外籍人士为辅；借鉴外国顾问的经验及视野，强化敞达的团队。”
上海敞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创建及管理上海市产业融合孵化（闸北）基地，该园区属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结构包括国营、私营等公司。
一同来马见证备忘录签署仪式的还有上海市企业信息化促进中心副主任王睿博士，以及上海市产业融合孵化（闸北）基地副总经理杨蕾等。
林德瀚解释，“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版的“工业4.0”规划，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批，并于2015年5月8日公布；该规划提出了中国制造强国建设三个十年的“三步走”战略，是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该规划旨在应对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高端制造业跨越式发展。”
王睿表示，该顾问团内有各行各业的人士，而上海作为中国制造业的领先地区，可把优秀的科技成果共享给顾问团队。
通过硕吉及上海敞达的“学涯一带计划”合作方案，让马中两国的大学生有机会借此到两国进行信息科技相关行业的实习，互相学习两国的科技成果。
王睿指出，中国学生人数较多，学术基础较为扎实，但英语掌握能力有限，因此，通过上述计划则可到大马信息科技企业实习，针对性较强。
“大马学生也可到中国实习，对接工作由硕吉及上海敞达负责；学生在实习结束后，也可选择继续在该公司留任。”
由于大马正积极借由“国家物联网策略路线图”推动“智能制造”的生态系统转型，林德瀚希望通过上述三方的合作方案，可把合作提升至政府间的层次。
王睿表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信息技术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及先进，大马推动智能制造时可以借鉴。
“大马中小型行业受英式管理模式熏陶，相对比较系统化；反观中国，除了龙头企业外，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更多是传统的家族式管理，在制度化及规范化方面尚有不足，因此可借鉴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
“通过上述合作，大马可把中小企业的理念往中国市场推荐，而中国大企业优秀的成果也可以带到大马。”
他希望通过两国信息科技行业的交流，可促进更多的人文素养冲击，把两国好的一面及值得借鉴的地方潜移默化地融入彼此当中。
对于在大马发展信息科技行业的情况及挑战，林德瀚认为，当我们说到“发展信息科技”时，视野不应该设定在地理局限，因为信息科技发展是无疆界的。
“特别是在互联网+的时代。”
互联网+是指将互联网和某特定产业链作出深度和阔度的集成优化。
至于有何种挑战，林德瀚认为，“个人素养”是关键。
“中国自清末年间到改革开放以来，经历连串磨难，让普遍中国人的求知欲都相当高；反观马来西亚人显得相对安逸。”
他认为，大马政治生态中的“抽水文化”也造成指责、归咎、推卸、谩骂的特质人种。
“如何将这些特质人种的思维改变为‘马不扬鞭自奋蹄’、‘自强不息’，以应对发展信息科技行业，是十分挑战的。”
他认为，至于机会方面，我国信息科技企业可借由“大马-中国开放创新平台”的模式下，通过ICONIS联盟，涉足中国市场。
“我是ICONIS联盟发起人之一，是资讯通讯科技（ICT）社区人脉与兴趣分享联盟，而我国正是缺乏把这个行业结合在一起的联盟。目前这个联盟仍在准备阶段，待规模扩大后，即会向社团注册局注册成立。”
询及我国面对网速等硬体设备的问题，在发展信息科技行业方面该如何是好，林德瀚认为，这涉及政府政策层面。而就信息技术方案部署来说，网速等硬体设备是最容易的一环。
“不过，当涉及官联公司的垄断时，这就不容易了。”
他希望我国出现“科技李敖”，以铿锵有力的论述，呛得有关单位开悟。
询及中国专才在向我国多元文化环境传授信息科技是否有困难之处，王睿认为，其实，信息科技系统就只有一套，并非如营销策略般，需要非常针对消费者的习性及喜好，因此，只须把科技资料翻译成英文即可。
新闻来源： 《南洋商报》
（槟城4日讯）随着物联网（IoT）时代来临，工业应用领域也开始整合各种技术，而掀起新一波的工业革命。目前第四波工业大革命的战火已延烧全球，许多工业强国如德国、美国、日本、中国均已展开强势攻击，以争著成为先驱，抢赚第一笔大钱。 硕吉系统管理有限公司(Softegic)首席方案架构师林德瀚指出，第四波工业大革命目前属起步期，这不仅是世界趋势，也是让我国在低迷中寻求蜕变的黄金契机。 林德瀚长期关注制造业流程优化和跨企业供需链架构方案，也曾受邀参与大马智能制造生态体系蓝图拟定工作。 他指出，国内各行各业的业者，必须有所知觉，如果能够在起步时就对其充分了解，那么对本身的业务势必有很大帮助。
第一波工业大革命实现了“大机器生产”，第二波实现了生产电气化即“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第三波则实现生产自动化，是“自动的、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概括上述三波的工业大革命，我们可以归纳出界定工业大革命的指导原则，即：在科技上有重大突破，使国家经济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变化，进而使经济、社会等出现崭新面貌。回顾人类工业发展史，人类累计几千年经验才从手工业突破到第一波的工业大革命，从第一波到第二波和从第二波到第三波的工业大革命，皆以阶梯式方式进程。 然而从第三波到第四波工业大革命，虽耗时只有约60年，却将会是一场颠覆性、爆炸性的进步。 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6月向全国发布“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强烈表达振兴美国制造业的决心，技术发展推动项目包括强化先进材料、生产技术、先进制程、数据资料与设计等产业共通基础能力。 未来三、四年内，美国制造业乃至整体经济应该会是生机勃勃，这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受益于奥巴马的政策。按特朗普的房地产背景，应是属于短线利益导向思维，制造业发展是较倾向短线的立竿见影效益，符合特朗普风格。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相信会进一步加速美国智能制造生态体系成形，并不再扮演世界警察，逐渐形成全球新秩序和新常态。中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文案，落实“智能制造生态体系”（Smart Manufacturing Ecosystem）。 中国和德国签署双边合作协议，共同制定标准，秉承“智能制造，标准先行”的理念，且在沈阳建设“中德产业园”，以作为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试床范本。 有别于其他国家由政府主导第四波工业大革命计划，“日本产业重振计划”是由企业界主导，而代表人物是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兼总裁孙正义。 按该计划，各类智能机器人是把日本经济竞争力在2050年成为全球第一的方案。 问：“智能制造生态体系”是什么，它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来到什么阶段？按目前的发展，各国对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并无一致的规范理解，着重点也不同。 我们可以广泛理解，“智能制造生态体系”是先藉由当下最流行和新晋的各项信息科技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以深化整合进入制造业体系，从而建设跨企业供需链平台，并持续实践优化作业和商务形态的变革。马来西亚起步得较慢，工业生态体系触觉不敏感。 目前国际贸易与工业部、科学，创新与科技部、通讯与多媒体部，正各自着手探索“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当局已成立特工队于明年开始一系列工作，预计大马版本的《智能制造生态体系》会在明年底或2018年初出炉，并与《第三工业发展大蓝图》相呼应。
目前世界工业已出现了第四波工业大革命的雏形，目前尚无法界定第四波工业大革命的实质内涵。 各国对第四波工业大革命都提出不同概念，如：美国提出的“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德国的“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中国的“互联网+”（Internet Plus）等。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大数据（Big Data）、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加密暗语（Cryptographic）、移动计算（Mobile Computing）、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ing）、扩增实镜（Augmented Reality）等，成会是第四波工业大革命的重要技术组件。 就企业内部的作业流程系统而言，它必须提升至跨企业供需链平台架构的整合与集成，以落实“服务导向的制造业”（Service-based Manufacturing）。槟州制造业已走了46个年头，尽管不能算是十分成功，但308变天后的槟州制造业，仿佛成了孤儿弃子，让制造业同仁无所适从。 这是我从不少制造业资深管理层得到的反馈和我本身的密切观察所获得的结论。 在前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时期，政府与制造业关系非常紧密融洽，定期每两周在槟城技术培训中心（PSDC）董事会议室召集制造业领导者会议，由许子根主持，是属于高层次、群策群力为制造业而作出的贡献。在当时，一旦槟州制造业有什么伤风感冒，许子根必会给予解说，阐述解决方案，稳住军心。 反观今日看到的是拿督斯里李家全孤身给予解说安抚，而掌管槟州制造业发展的第一副首席部长拿督莫哈末拉昔甚至对希捷科技（Seagate）和威腾电子（Western Digital ）的裁员与撤资行动，给了一个让人惊讶的评论：“这很正常，生意有上有下，外资可来可走。”这种谈话犹如向其他跨国企业散播了负能量，让信心加速崩盘。 我建议州政府放下身段，修复与制造业的关系，主动亲近大型跨国企业领导层，寻求意见以振兴制造业，定期由首长召开短期解困会议。
新闻来源： 《光明日报》
